近日,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IPAM)已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25年至2030年的五年资助。这一消息标志着这座被誉为“数学圣殿”的研究机构暂时避免了关门危机,但陶哲轩同时指出,这笔资金相较于上一轮周期大幅缩水,距离正常运转仍有缺口。

IPAM成立于2000年,作为NSF资助的六大科研所之一,以其独特的跨学科项目融合创新闻名。该机构曾催生“压缩感知”等突破性技术,并为无数年轻数学家提供成长舞台,是数学界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研究殿堂之一。然而,过去几个月,IPAM一度面临资金中断的困境,仅靠捐款和紧急资金“硬撑”。陶哲轩在帖子中坦言,尽管新资助提供了“最低的生存保障”,能维持基本研究运作,但IPAM仍需进一步筹款才能恢复正常运转。

这一事件并非孤立。自美国政府挥出制裁大棒以来,美国整个科研体系遭遇了一场“大屠杀”。多个领域的研究项目经费被直接削减,包括高校奖学金和研究金大幅缩减。今年5月,《华尔街日报》统计显示,NSF将基础科研经费削减了50%,且明年预算预计保持相似水平。这种趋势已导致学术界许多科研项目被迫停摆,人员大幅流失,甚至有的高校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因经费削减不得不撤回已发出的研究生录取通知。

陶哲轩作为数学界最有话语权的学者之一,早在今年2月就针对削减科研经费的提案发起公开联名信,号召各界签名抗议。到了8月,当经费削减波及UCLA时,他连发多帖沉重表示,个人经费被切断,为了保障研究生的资助,自己甚至延迟领取夏季工资。最致命的是,研究团队的基本花销无以为继,IPAM经费仅能维系数月。

在“Home of The Brave”平台上,陶哲轩发表长文发出强烈警告:“我可是拿过奖的数学家,特朗普刚刚砍了我的研究经费!”他指出,七十多年来,美国在STEM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全球许多有才华的人汇聚于此,但短短六个月内,美国却对科学基础设施发起全面攻击。陶哲轩强调,他之所以如此发声,并非因为自己是旁观者,而是因为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这一生态系统中塑造出来——《芝麻街》教会他数数,卡尔·萨根的《宇宙》激发他对世界的迷恋,美国数学协会的数据加深了他对数学的热爱。

从澳大利亚毕业後,陶哲轩凭借富布赖特奖学金前往普林斯顿读研,再到UCLA做博士后,在这里教书、指导学生、做科研已25年。他警告美国政府,削减科研经费的做法将自食其果,削弱美国在科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可能导致一大批科学家外流。图灵奖得主Yann LeCun也曾发出类似警告,称此举可能彻底摧毁美国公共研究资助体系。

IPAM官方在获得新资助後发文表示,这笔投入将帮助机构继续推动数学及其应用领域的创新发展,创建新的科学研究社群、促进跨学科合作,并帮助数学家和科学家开启职业生涯。这些目标与NSF的数学科学研究所项目及国家发展重点相契合。然而,正如陶哲轩所言,这笔经费距离“正常运转”还远远不够。IPAM的捐款活动仍在进行中,希望能得到业界的进一步资助。

陶哲轩在最新帖子中用最克制的语言总结道:“至少现在可以保证IPAM最低水平的活动,要是在几个月以前,完全是不确定的。”可以说,IPAM活下来了,但活得并不轻松。这一事件凸显了美国科研体系面临的深层危机:经费削减不仅威胁到具体研究项目的生存,更可能动摇国家在科学领域的长期竞争力。

从更广泛的视角看,IPAM的“续命”成功只是冰山一角。科研经费的波动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基础科学价值的认知偏差。基础数学研究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却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基石。压缩感知技术的诞生就源于IPAM的跨学科合作,这项技术如今广泛应用于医学成像、无线通信和数据分析等领域。如果类似IPAM的机构因资金短缺而萎缩,未来可能失去更多突破性创新的土壤。

陶哲轩的奔走呼吁也揭示了科学共同体的韧性。尽管面临挑战,但通过社交媒体发声、联名信和公开筹款,科学家们正在积极维护研究生态。这种行动不仅是为了IPAM的生存,更是为了捍卫科学探索的自由与可持续性。

展望未来,IPAM的案例应引起更广泛关注。科研资助不应被视为可随意削减的“软预算”,而应作为国家长期战略投资的一部分。政策制定者需平衡短期财政压力与长期科学竞争力,确保像IPAM这样的机构能持续为人类知识前沿贡献力量。否则,美国可能真的如陶哲轩所警告的那样,在科学领域逐渐失去主导地位。

总之,IPAM获得五年资助是一个喘息之机,但绝非终点。它提醒我们,科学进步依赖于稳定的支持体系,而任何对此体系的削弱都可能付出深远代价。陶哲轩的声音不仅是数学家的个人抗争,更是对整个科研生态的警钟。

参考资料:陶哲轩社交媒体帖子及相关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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